红河配资中共历史上牺牲最大的不是长征，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。很多人一听到“

中共历史上牺牲最大的不是长征，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。

很多人一听到“牺牲最大”，脑子里会先冒出长征。这个反应很自然。雪山、草地、饥饿、追兵，队伍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细线，硬是从山河缝隙里挤了出去。

中央红军出发时八万多人，到陕北时只剩七千左右，这笔账沉得很，没人能轻飘飘地带过去。

可换一个角度看，中共早期还有一张名单，更小，也更刺眼。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，正式委员九人，候补委员五人，合起来十四人。后来牺牲者有八位。不是几百人里少了八个，也不是几万人里伤亡一批，而是一个年轻政党的领导层和候补层，被接连撕开口子。这个比例放在那里，像冷水一下泼到脸上。

一九二三年六月，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。那时全国党员约四百二十人，到会代表三十多人，有表决权的十九人。别看数字小，会议要定的事并不小。国共合作怎么做，工人运动怎样推进，党怎样从秘密小圈子走到更大的社会风浪里，这些问题都摆在桌上。广州天气闷，人坐在会场里，纸张、笔墨、汗味混在一起，谁也未必能看清，未来会有多少名字倒在路上。

正式委员里有陈独秀、蔡和森、李大钊、谭平山、王荷波、毛主席、朱少连、项英、罗章龙。候补委员是邓培、张连光、徐梅坤、李汉俊、邓中夏。名单读起来很平稳，像一排排字钉在纸上。可这些人一旦回到现实，就散进北方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铁路、矿区和工人队伍里。那里没有安稳椅子，只有暗哨、传单、罢工、搜捕，还有半夜敲门声。

李大钊走在北方，名望大，目标也大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，他在北京遇害。刑场上的事不必写得太满，写满了反倒轻。他倒下时，中共三大过去还不到四年。四年，在平常日子里不过是几茬春秋；在那个年代，却足够把一个讲台上的人推到绞刑架前。

同一年，王荷波、邓培、李汉俊也相继遇难。王荷波身上有很重的工人底色，当过水手，做过工匠，后来干组织和监察工作，像一块老铁，沉默，不花哨。邓培扎在铁路工人中间，广州的暗处吞掉了他。李汉俊是一大代表，又列入三大候补委员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被军阀杀害。那一年像一道急坡，许多人还没站稳，脚下已经空了。

朱少连的名字常被忽略。他和安源、株萍铁路工人运动连得很紧。一九二九年一月，他在萍乡牺牲。这样的干部最危险，因为他不是远远喊话的人，他就在工人中间跑，认识的人多，被人认识得也多。革命工作有时就这么拧巴，越能贴近群众，越容易暴露在枪口下。

蔡和森一九三一年在广州就义，年仅三十六岁。他的文字锋利，判断也锋利，早年关于建党、组织、革命道路的思考，分量很重。可锋利的人，在黑暗里也更容易被盯住。邓中夏一九三三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。他长期投身工人运动，走到后来，路越走越窄，风越吹越冷。项英的结局更晚，一九四一年，皖南事变后遇害。八个人不是一起倒下的，时间拉得很长，像一场迟迟不肯停的雨。

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沉重，就沉在这里。它不是一场战役的瞬间伤亡，也不是一次撤退中的集中损失，而是早期革命被反复围堵、搜捕、瓦解后的结果。人少，事多，组织还嫩，经验也不够厚。谁能写文章，谁去宣传；谁懂工人，谁去工会；谁有威望，谁去撑局面；谁胆子硬，谁就往最险的地方站。听着像分工，放到当年，其实就是把一个个活人推到风口。

三大之后，党往更大的政治舞台上走。舞台大了，声音能传远，灯也更亮。灯亮有好处，更多人看见了革命；灯亮也有坏处，敌人看得更清楚。早期共产党人没有成熟的安全体系托底，没有宽厚的根据地遮风，许多时候靠的是胆量、经验和一点点临场机灵。门外有脚步声，屋里的人还得把文件藏好，把话说完，把下一站交代清楚。

活下来的人，也并不都走上同一条路。陈独秀、谭平山、罗章龙后来各有沉浮，毛主席则从这张早期名单里继续走向更深的历史现场。把这张名单摊开看，不能只看烈士，也得看革命内部的分歧、选择和重新站队。它不是一块平整的石碑，更像一张旧照片，边角卷起，里面有人已经离席，有人沉默坐着，有人还要出门赶夜路。

说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牺牲惨重，不是为了和长征争一个高低。长征是大队伍在山河间流血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早期中枢被一刀刀割开。一个伤在队伍，一个伤在骨节。骨节疼起来，人不一定喊得出来，可一动就知道疼。

那张名单若只是背下来，没什么意思。把它放回一九二三年的广州，放回四百二十名党员的小小规模里，放回一九二七年后越来越紧的罗网里看。会场散了，椅子空了，纸页上的名字还在。

有人收起文件，有人压低帽檐，有人刚走到街口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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